全球城市研究实验室转移：从芝加哥到中国到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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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研究实验室转移：从芝加哥到中国到印度

中印城市成为21世纪城市研究和提炼城市理论的重要场所。

Ren Xuefei, From Chicago to China and India: Studying the C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u. Rev. Sociol. 2018. 44:497–513.

Source: https://www.annualreviews.org/doi/abs/10.1146/annurev-soc-073117-041131

题图来源：https://ourworldindata.org/urbanization

密西根州立大学城市社会学教授任雪飞2018年在《社会学评论》(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发表综述文章《从芝加哥到中国到印度：研究21世纪的城市》(From Chicago to China and India: Studying the C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综述1980年代以来全球城市研究的三大理论范式：全球城市理论、新自由主义和后殖民批判理论，批判当前北美城市社会学过于关注美国城市问题，例如邻里效应如何再生产了不平等，然后基于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以来迅猛的城市化经历，提出全球城市比较研究的策略。

罗伯特·帕克未竟的全球城市比较研究

论文从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奠基人之一罗伯特·帕克退休之后在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城市的访问和调查经历说起。1933年帕克受邀前往北平燕京大学讲学一学期，讲授两门课：集体行为和社会研究方法，费孝通是他班上的学生之一。帕克鼓励学生把城市作为社会实验室，带燕京大学的精英学生前往北平各个角落包括红灯区和监狱做调查。帕克离开北京之后，开始他的世界城市考察之旅，足迹遍及中国、印度、蒙古、巴西等国数十个城市。帕克设想要采用他的人类生态学框架去研究外国城市。遗憾的是，帕克于1943年逝世，没能亲自进行国际城市比较研究。

1920-1930年代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全盛期之后，美国城市社会学逐渐摒弃了人类生态学范式。今天美国城市社会学涌现了大量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成果，例如内城和郊区的社会空间重构、不平衡发展、居住隔离（如种族和阶级隔离）、邻里效应、绅士化和郊区化等。与此同时，美国城市社会学研究也日益细化和专门化，研究范围主要限于美国城市，特别关注一个核心问题：种族隔离与邻里效应如何形塑个体的生活机会？而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化和城市研究不足，国际城市比较研究更少。

反观全球城市研究，理论视角和方法更为多元化，涵盖城市过程一系列议题，例如土地产权、非正规性、人口迁移、泛城市地域转型和环境正义。从1980年代至今，指导全球城市研究的主要理论范式有三种：全球城市理论、新自由主义和后殖民批判理论。全球城市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主要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强调城市结构和过程受到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更大的世界体系的影响。2000年代中期以来，批判前两种理论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兴起，提出要拓宽全球城市研究范围，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城市的研究，强调重视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外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过程的研究。

全球城市理论

1980年代，约翰·弗里德曼提出世界城市假说，城市与世界经济整合的形式和强度和城市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内部的社会空间关系。弗里德曼指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其运作超越国界，在全球尺度上组织生产和劳动。这种经济关系的世界体系对于城市产生深刻影响，城市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呈现全球城市等级，处于最高等级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弗里德曼将其称之为世界城市。

1991年，萨斯基娅·萨森提出全球城市概念，虽然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经常不加区别地使用，全球城市更强调高级生产服务集聚对于全球城市形成所起的作用。全球城市也指出少数几个大城市是世界经济的命令和控制中心。世界经济转型促进相互联系的全球城市网络的出现。与此同时，高级生产服务业的集聚导致全球城市的社会结构两极化，高收入的专业人士阶层与低收入、非正式、移民劳工阶层的出现。全球城市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主题：全球城市网络、城市空间重构和社会肌理转型。

新自由主义理论

199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城市研究日益流行的一个理论框架。广义上说，新自由主义是指1970年代以降一系列放松管制的改革和政策取向，试图通过国家干预来扩大市场主导地位。大卫·哈维曾经指出，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城市重构可以被视为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和恢复精英权力的更大的市场化导向的管制改革进程的一部分。政府在保护产权和促进市场竞争中扮演关键角色。在西欧和北美，1970年代放松监管的改革极大影响了城市政策和治理，使城市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场所。

尽管新自由主义理论源于西方后工业化城市，但对于非西方城市研究者同样具有广泛吸引力。学者观察到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城市和城市区域的竞争力，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出现了类似的城市结构调整趋势。

后殖民批判理论

200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城市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受到严厉批判，特别是为后殖民研究学者所批判。首先，过于关注全球城市，而忽视了其他更小的地方，例如罗宾森(Robinson)所言的“普通城市”，尽管不是主要金融中心，但为了理解不平衡发展同样值得研究。第二，过于强调经济主义，过于强调经济对于城市过程的决定性作用，忽视其他社会、文化和政治力量。第三，批判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决定论。

后殖民学者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理论框架指导城市研究，例如美国人类学家王爱华采用福柯理论解释新自由主义，从政治经济学分析转向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实践。再如，罗伊和王爱华还提出一个概念“世界化(worlding)”，指出公共政策、城市规划和城市营销中相互借用、相互引用的实践。

目前，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和后殖民学者在如何处理城市重构的地方性变量问题上存在强烈分歧。前者坚持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承认个体城市的城市重构由市场驱动的地方路径依赖，而后者则拒绝任何普遍化的尝试，强调地方的特殊性。

中国和印度城市时代的来临

20世纪最后25年，世界城市化中心从全球北方转移到全球南方，特别是亚洲地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17.9%升至2018年的59.6%，居住在城镇的人口8.31亿人。2011年，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为32%（印度城市统计标准很高，因此任雪飞认为印度的城市化数字低估了实际水平），城市人口达到4.47亿。中印两国的城镇人口超过10亿人。中印两国城镇化的规模对于城市治理形成巨大挑战，特别是住房、基础设施、城市规划和环境问题。中印城市也成为21世纪城市研究和提炼城市理论的重要场所。

中印城市研究大体上也遵循国际城市研究的主流理论范式：全球城市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直到近年，中印城市研究学者反思西方宏大理论是否适用，致力于发展中印城市性理论。印度城市研究学者更热切拥抱后殖民批判理论。

全球城市比较研究策略

论文结论，回应开头帕克的研究呼吁，指出与帕克当年广泛的研究和教学兴趣相反，当前美国城市社会学家主要关注美国城市研究，与全球城市研究有些脱节。任雪飞借用查尔斯·蒂利的类型学，提出四种比较研究策略：个别化、普遍化、寻找差异和全面比较(individualizing, universalizing, variation-finding, and encompa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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